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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闳博客:愤怒的鼠标

 
 
 

日志

 
 

橋與門——“新三届”大學生群体在当代文化中的位置  

2015-04-04 21:58:00|  分类: 新三届,文革后,大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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橋與門——“新三届”大學生群体在当代文化中的位置 - 张闳 - 张闳博客:愤怒的鼠标
桥与门

——“新三届”群体在当代文化中的位置

 

何谓“新三届”?

所谓“新三届”,指的是文革后的197719781979三年里入学的三届——严格地说是三级——大学生。相对于文革前196619671968三年高中毕业的、被称之为“老三届”的高中生,人们将这三个年级的大学生称之为“新三届”。这三个年级的大学生,本就有不少属于所谓“老三届”。

值得一提的是,从入学时间看,77级、78级几乎属于同一级。恢复高考的决定是19778月份做出的,10月份向全社会公布,实际开考在197712月,录取时间为19781月之后,入学时间基本上在1978年的春节之后,部分扩招生甚至到5月份才入学。而78级的则基本上按照常规进行,大多在9月份入学,只有部分学校有所推迟。这两届学生年龄差距很大,少数人因为种种原因,年龄甚至远远超过30岁,据说年龄最大的达36岁。最小的因为部分优秀高一学生提前参加高考,年龄只有15岁。母女同学、父子同学、师生同学的现象时有出现。我们班上有几个十五六岁的少年,虽说是大学生,实际上相当于中学生,课间还在院子里打打闹闹、嬉笑追逐。

79级的情况有所不同。由于中学学制改革,高中由文革期间的两年制改为三年制,也就是说,有了高三年级。这样一来,79年这一年高中没有应届毕业生。因此,79级高考全部由社会青年报考,也就是7778两年未能因种种原因未能考上大学的社会青年所组成。还有一个原因也影响到79级的构成。自1979年起,已婚人士不可以参加高考。这样,79级大学生也就是由历年未能考上大学的未婚社会青年所组成。跟7778两级的情况有所不同,他们的大多是毕业于文革后期的高中生,年龄差距不再像7778两年那样地悬殊。也因为这些原因,人们通常只将7778两级并举。但由于79级大学生在教育程度、文化心理等方面,更接近于前两级,而不是80年之后入学的大学生,因此,人们又将这一级与前两级一道,称之为“新三届”。之后的高等教育招生考试秩序开始进入到正常的轨道。

作为1977级的大学生的厦门大学教授刘海峰曾撰文介绍了7778两级的高考情况:“1966年停废高考,19779月决定恢复高考时,考虑在中断11年高考后,加上77年应届高中毕业生,以及允许1978级高中生的优秀者提前报考,起初预计13个年级累积的考生有可能达到2000多万人,原定计划招生20万人,录取率是1%。后来不少省市采取了地区初试,按计划录取数的2—5倍筛选出来,参加正式的高考,加上全国超过半数的青年根据自己的文化基础选择报考中专,结果1977年最后实际参加高考的人数为570万。后来,国家计委、教育部决定扩大招生,经过扩招本科2.3万人,各类大专班4万人,共扩招6.3万人,扩招比例达29.3%,最后录取了27.8万人,录取率为4.9%。这是中国高考史上最低的录取率。1978年也有扩招的举措,总共录取了40万人,录取率为6.6%刘海峰:《7778级大学生命运与作为》,《光明日报》201207251979年,报考468.5万人,录取28.4万人,录取率6.1%也就是说,属于所谓“新三届”的总计不到100万人。

在这些个年份里,考上大学,成为大学生(甚至包括成为中专生),对于一个人和他的家庭来说,意义非凡。它意味着他及其家庭将被世人另眼相看;意味着他将一劳永逸地离开土地和一般性的体力劳动而成为吃“商品粮”的“公家人”;意味着他将进入国家干部序列,乃至于有可能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这样一种身份,是许多人梦寐以求的事情,甚至是苦苦追寻众生的梦想。尤其是对那些农民出身的人来说,它与古代的“中举”同等地重要。现在,这种“一举成名天下扬”的中国梦就近在眼前。那些昨天还在农田里挖地、还在水库上挑土、还在手扶拖拉机上搬货物、还在街道工厂织手套的年轻人,一夜之间便从人群中被分别出来,成为鸡群中的凤凰,万众瞩目的对象。他们不再为生存发愁,不再在底层为个人命运而苦苦挣扎,被人们称之为“天之骄子”。当他们将校徽别在胸前的时候,人生所有的荣光都在他们的胸前闪耀。校徽就意味着一切。即便是此前最有地位的一身戎装的军人,也无法与之相比。前些年的一部怀念性的电影《高考1977》中,再现过这种神奇的情形。

 

文化断裂带上的特殊桥梁

“新三届”,这个名称很奇妙。它表明了这些年份的新颖性,是一个新时代的开端。这是特殊的三年,是风云激荡的三年,是新旧更替的三年,是国家、社会、家庭和个人之命运,充满了变化、不确定性和多样可能性的三年。

“新三届”大学生群体从一开始就面临着一个巨大的命运转捩点。历史轮到他们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整整十年,国家陷入一个巨大的混乱当中。正如哈姆莱特所说的:“时代整个儿脱节了。”在哈姆莱特看来,这个时代陷入空前的罪恶之中,并不值得去修复它,可是,命运却偏偏选择了他去担当重整乾坤的使命。而“新三届”的大学生则不这么看,他们意识到时代的脱节和混乱,但他们乃是充满信心和豪情地主动担当起重整乾坤的使命,时代也这么拣选他们。超乎寻常的使命感。在他们身上,维系着整个国家民族的命运,无论是国家方面,还是他们自己,都这么认为。

这一时期,所谓“代沟”意识也被人们时常提及。尽管“代沟”在每一个时代都存在,但似乎从不曾像这个年代那样的尖锐和不可调和。这一代人曾经激烈地否定了其父辈的文化。“父”的文化成为他们失望和内心伤害的根源。上一代人在严酷的政治高压下,已经变得谨小慎微、完全丧失了独立的精神和完整的人格。事实上,这个时代可以说是一个“无父的时代”。在文化上,“父-子”之间存在着一个难于逾越的鸿沟。他们曾经是“父”的文化的理想的接班人,被称之为“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而现在,他们的这种身份并未改变,虽然这“早晨的太阳”正在渐渐接近正午时分。可是,他们似乎并不打算以“接班人”的身份来成就历史。他们要做时代的主人,重建文化秩序。在这“无父的时代”,他们自己充当了“父”。他们以一种“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精神气概,将自己视作历史“峰顶”上的巨人。同时代诗人北岛在《回答》一诗中表达了这种心理——

 

如果海洋注定要决堤,

就让所有的苦水都注入我心中,

如果陆地注定要上升,

就让人类重新选择生存的峰顶。

 

新的转机和闪闪星斗,

正在缀满没有遮拦的天空,

那是五千年的象形文字,

那是未来人们注视的眼睛。

 

小一辈的同学则陷于莫名的兴奋和迷惘。1980级的武汉大学中文系学生喻杉所写的小说《女大学生宿舍》,反映了低年级新生眼中的“新三届”学长的形象。他们用好奇而又艳羡的眼光打量着那些兄长辈,那种深沉、那种自信、那种豪情万丈、那种动辄指点江山,一副“舍我其谁”的雄姿,是他们在其父辈身上所不曾见过的。而现在这些兄长辈,扮演了“长兄如父”的角色

可是,因为知识方面的匮乏,新一代人要真正建立起“父”威权,有着先天的不足。事实上,他们中的许多人早已过了求学的年龄,而且在长期的体力劳动中,脑力劳动的能力极度衰退。他们不得不以十倍的热情和百倍的努力,来挽回失去的时光,补足知识的匮乏。于是,这一代人在学习方面的刻苦精神,可谓空前绝后。他们也常常以此为傲,并对后来的大学生的散漫和随心所欲的做派表示不满。

这一代人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和勤奋,迎接时代的新使命。同时,他们又怀有深深的文化负罪感。他们曾经破坏文化传统,现在则要他们担当起他们曾经破坏过的文化。面对文革后的文化废墟,这一代人的处境是悖谬的。继承的使命感始终与负罪感相伴随。他们几乎是带着一种“赎罪感”去努力,“奋斗”、“拼搏”一类的词,是他们读书乃至整个人生的核心词汇。他们失去过很多,现在要通过劳其筋骨伤其体肤的方式赎回来。可是,在此过程中,他们则又失去了生活中的另一些东西,另一些难以赎回的东西,比如,纯真和自由精神。

一方面,他们心中没有权威,正如北岛诗中那样,大声宣告——

 

告诉你吧,世界:

我——不——相——信!

…………

 

可是,另一方面,他们同时又是在权威的阴影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他们了解权威的滋味,也迷恋权威,并要亲自扮演权威。在担负新使命的同时,虽然比哈姆莱特坚决、果敢,但缺少了一点儿迟疑、徘徊和忧郁,或者更为深邃的理性和锐利的自我反思。尽管接下来有所谓“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的兴起但在反思的深度上,大有欠缺。

如果说,在经历了文革之后,他们不再相信任何权威和偶像的话,那么,现在他们却在不知不觉中陷入了另一种偶像崇拜——知识。但他们又不得不依赖于前辈知识分子的教导和扶持,尽管这些前辈学人在数年前曾经作为“反动学术权威”被他们打倒。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幸运地能够师从那些尚健在的学术大师,成为业已断裂的文化的继承人。他们现在由哈姆莱特变成了浮士德,将自己的灵魂卖给知识。这一方面固然是因为知识本身的精神价值和真理性的吸引力,另一方面,也不排除知识本身的资本价值,这一点更实在、也更持久。

他们在以往的人生经历中,见识过人生所应该见识的一切。新时代的热情和强烈的理想主义与在生活磨砺中得到的理性和实用的精神,混杂在一起。或者说,是作为“知青”一代所特有的理性和现实,甚至有些世故和势利的文化心理,与作为新时代大学生的理想主义豪情混杂在一起形成了这一代人特有的、复杂而又奇特的精神面貌。

这个群体成为横跨文革后“文化断裂带上的桥梁这座桥梁既是通道,又是险途,充满了未知的可能性。这又是一座仓促架起的简易桥梁,甚至是尚未真正完工就不得不交付使用,更不用说加以美学修饰了。但它却是一座必不可少的桥梁,而且,从总体上说,是一座坚固耐用的桥梁。因为这些材料,都是经过艰苦卓绝的锻炼和严格检验过的。在“新三届”之后,高等教育人才培养逐步走向正轨,便不再出现这种急迫的人才输送模式了。

 

新文化的窄门

建立在怀疑主义基础之上的知识理性,为这个时代打开了新文化的大门。

因为时代特别的眷顾,“新三届”群体在毕业之际,大多得到了好的职位,甚至是重要的工作岗位。这些人如今也都在当今社会各领域占据了统治性的位置。差不多也是这个群体,开始了新文化的创造活动。这个时期,首先是在文学上,正酝酿着一场革命。从最初的“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新三届”群体都是参与者,其中一些人很快成为文学的新生力量。但从根本上说,这并非他们独创的新文化,乃是那个时代的主流知识人群所共有的文化。“朦胧诗”和所谓“第三代诗歌”,以及所谓“知青文学”,他们才称得上是真正的主导者。由此,在1980年代中期,引发了一场以文艺为主导的“新文化运动”。

毫无疑问,他们是这个时代的精英人群,并在日后的社会文化活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成为一个时代的文化领袖人物。如文学(卢新华、海子、王小波、翟永明、王小妮、韩东等)、美术(徐冰、张晓刚、周春芽、艾未未等)、音乐(谭盾、郭文景、叶小纲陈其钢等)、电影导演(陈凯歌、张艺谋、田壮壮、顾长卫等)、演员(陈道明、张丰毅、谢园、李保田等),以及成就显示相对缓慢的新学者(高华、贺卫方、刘军宁、陈嘉映、徐友渔、于建嵘等)和新工程师(张永和、刘家琨、吴志强等),乃至一大批政治精英和商业精英。他们是精英,同时却有着草根经历,在1980年代社会重新洗牌的过程中,他们得到了最优质的资源,也赢得了最多的机会。另一方面,由于特殊的经历,在他们身上,精英与草根并立,绅士与流氓共存,这种特别的精神气质,使得他们有可能比谨小慎微的前辈和循规蹈矩的后辈,有了更多的成功的可能。也正因为如此,从积极的方面说,他们的思想有着前所未有的开放性。

这个新文化罕见的“开放性”,固然不同于文革期间极度幽闭的革命文化,也不同于1950年代单向仿效苏联的那种文化,而是类似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国家全方位的开放,让各种不同的文化同时向着这个时代敞开。很显然,“新三届”大学生首当其冲地感受到了文化的“八面来风”。而他们所面对的,则是他们曾经疯狂地诋毁和抨击的文化,所谓“封资修”文化,即传统文化,西方(包括苏联在内的)文化。他们中的一些人,在“知青”期间就通过当时秘密流传的“黄皮书”、“灰皮书”,接触到了各种现代文化思潮和文艺作品。在校期间经历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和《读书》杂志为首所倡导的“读书无禁区”的观念影响。他们开始接触西方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存在主义、邓丽君歌曲、人生观大讨论、伤痕文学等等。他们对那些汹涌而至的文化思潮,从雨果、托尔斯泰,到卡夫卡、萨特,乃至佛洛伊德、海德格尔,无不兴致盎然。他们喜欢讨论、争辩,从现代主义文艺,到民主政治,从青年人的爱情观,到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无不成为争论的话题。他们甚至将这些争论付诸实践,1979的“民主墙1980学生会竞选都是他们思想的社会实践。而这一代人强大的精神能量,很快就使自己的精神成为时代的主导,同时,他们又有着丰富的社会阅历,与社会生活有着密切的联系,他们有强烈的将自己的意志付诸社会实践的冲动,并能够较为有效地实现这一目标。这一点,完全有别于其他任何时期的大学生。因此,此后的社会生活和文化形态,也都无不打上“新三届”大学生群体的鲜明印记。

从实际的情况看,他们更多地从那种有着内陆特征的苏俄文化,转向了象征着开放性、多样可能性和挑战性的欧美“海洋文化”。产生于1980年代末的电视政论片《河殇》,或可视作是这一群体的社会文化思想的一次总结。新一代人的文化似乎天然地与现代主义有着强烈的亲缘性。整个1980年代的文化思路,首先建立在跟现代世界相比较的过程中。正如这一代人个人命运被时代所耽搁一样,整个民族也同样属于被耽搁的族群。面对国家在科技、经济等方面落后的局面,富于历史使命感的这一代人,他们焦灼不安,不仅急切地希望在科技和物质生产方面赶上发达国家,同时也试图从社会制度和文化上寻找根源。追根溯源,他们认为自己发现了本土文化的致命缺陷,认为本土传统文化根本不适应现代化的需要。影片表达了一种强烈的要告别“黄色文明”、拥抱“蓝色文明”的精神诉求。

在文化的现代性进程中,《河殇》提供了一种相对比较简陋的方案,即以否定传统的方式,直接进入现代化的快车道。这种方案对于这一代人来说,是熟习的和便于操作的。在他们年岁尚幼的时候,曾经听过和在某种程度上响应过“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口号。如果我们将所谓“共产主义运动”也视作“现代性”大工程中的一种方案的话,那么,它与以发展生产力为主导的“四化”方案也就有了颇为相似的目标和机制。差别仅在于路径上的不同:一种是激进的、左翼的;一种是保守的、右翼的。但他们的思路是一致的。虽然是文化现代性方案,但却有着浓重的功利主义的气息。如果说,在经济和物质生产的现代化方面,1980年代及其后的时间段,实用主义态度和方法使中国社会显示出了前所未有的活力,并有了相当丰厚的回报,但在文化、观念及社会制度方面,这种急功近利的实用主义方案却显得目光短浅,而且收效甚微。从其最初的创造活动看,无论是在科技创新方面,还是在文艺(包括建筑)方面,都有着明显的模仿、移植的痕迹。文学和艺术上的那些粗陋的西方现代主义的复制品,就是较为典型的例子。

无论如何,“新三届”大学生群体在当代文化中的地位是至关重要的。今天,当我们回顾近半个世纪以来的历史时,这个群体所扮演的角色最为引人注目,而且,他们的影响力至今尚未衰退,甚至,在某些领域(如政治、高等教育等)里正处于巅峰。鉴于这一群体在年龄上的巨大跨度,其影响力所持续的时间之长,也将是前所未有的。但这是历史的特例。他们的特殊影响力,是作为特例的历史所赋予的。当我们在检点这一历史的时候,不应忘记这一点。毫无疑问,“新三届”的文化价值无可替代,同时,他们的局限性也不应忽视。他们是不可或缺的历史桥梁,但还不是彼岸的新天新地;他们是充满希望的大门,但还不是美妙的家园。当他们将未来完完全全交付(而不是自我固守)给新一代的时候,他们的文化梦想有可能真正实现。未来的人们将会为他们竖立起“非人工所能建造的纪念碑”。


【原載《時代建築》201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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