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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堂吉诃德》——骑士文化及其影子  

2013-09-30 21:20:00|  分类: 堂吉诃德,欧洲文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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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吉诃德》——骑士文化及其影子

 

堂·吉诃德生活在别处。堂·吉诃德生活在过去的时光里。他身形瘦削,仿佛是过于致密的时间,压扁了他的身体。或许,他只有变瘦身形,方能穿透时间的密度,从遥远的过去抵达现在。过去的时光已经消失,过去的空间亦不复存在,堂·吉诃德的体型正好有助于他在虚幻的时空之间游移。

瘦削的堂·吉诃德骑着同样瘦削的弩骍难得,在西班牙大地上往返游移,仿佛一幢移动的哥特式教堂,高耸而又奇崛。但这是一座荒废已久的教堂,早已鲜有信众光顾,只能由一些破败之物拼凑着勉强支撑门面。堂·吉诃德的骑士装束,正好呼应了这一局面。他的披挂就是由一些破破烂烂的日常家什拼凑而成。然而,这位亘古未有的英勇骑士,就这样一身破烂披挂,踏上了他的伟大的长征。

堂·吉诃德是一个落单的骑士,一支孤独的“十字军”。这个世界抛弃了他,整个时代也离他远去。他要像任何一个真正的骑士那样,去完成行侠仗义的丰功伟绩。但这些行动的后果,众所周知,却极其不堪。面对这一可笑而又可敬的形象,总是令人感到为难。少年时代的亨利希·海涅多愁善感,他曾为此哭泣过。海涅写道:“看见这位好汉骑士,空有侠义心肠,只落得受了亏负,挨了棍子,便为他流辛酸的眼泪。”

这个时代是西欧殖民扩张和地理大发现的时代,欧洲人不再只专心关注天上的事情,而是对地上和海上的事业兴趣更浓。从结构上看,《堂·吉诃德》与《神曲》形成了某种奇妙的对照。《神曲》保持了史诗式的线性叙事,并且,它的三重结构自下而上,盘旋上升,构成了一个带有基督教神学色彩的“塔形”结构,象征着主人公求索真理的过程。《堂·吉诃德》的结构却不那么严格。它向四方平面展开,每一环节之间,并没有直接的联系,也不形成对称性的理性结构。它是流浪汉体故事的翻版。塞万提斯笔下的世界已不再是神学的“上-下”关系,而是世俗的“远-近”关系。堂·吉诃德的故事昭示了一种全新的地理学。堂·吉诃德的每一次出发,都宣告了古老的十字军骑士文化的失败。可是,他的行为同时却又表现为地理疆域上的扩张,尽管堂·吉诃德本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他的仆从桑丘·潘沙却从中得到了非常实际的利益。最大的利益是他终于在某一天当上了一个海岛的总督。

在堂·吉诃德的幽灵身形的后面,紧紧追随的是骑着矮小灰驴的矮胖敦实的仆人桑丘·潘沙。对于桑丘·潘沙来说,这是一个理性的正午。南欧炽热的正午阳光,把堂·吉诃德的修长身形投向地面,他的影子被压缩,几乎与桑丘·潘沙的身形重合。桑丘·潘沙矮胖的身影,浓缩了堂·吉诃德被压抑的无意识内容。

中世纪信仰的狂热期过去之后,世俗生活空间迅速被物质所填充。物质膨胀,器物种类增长和技术进步,改变了中世纪欧洲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据巴尔赞的考证,堂·吉诃德的时代,在西班牙的台·拉·曼却地区,风车尚不普及。因此,当堂·吉诃德离开村子较远,见到风车时,他并不认识风车为何物。他只能按照自己所熟悉的事物,并根据“相似性”的原则,来释读陌生事物。

堂·吉诃德对世界的认知,是通过书本上的文字符号来获得的。纳博科夫将堂·吉诃德视为是一次严重的阅读事故,也就是说,一个书呆子,误将符号的真实性当成是实体的真实性。“词沉睡在书本中”,等待堂·吉诃德去阅读,但在现实的物目前,词(符号)却不能达意。而对于堂·吉诃德来说,符号的真实性才是世界真实的本源,是真理的根基。现实世界无非是对符号的模仿,而且,在他看来,还是一次拙劣的模仿。他所看到的风车、旅馆、酒囊和农妇,只能是巨人、城堡、魔鬼、贵妇的化身。伊塔洛·卡尔维诺甚至怀疑,构成堂·吉诃德精神内核的所谓“骑士精神”的现实性。古老的骑士精神实际上只存在于书本之中,堂·吉诃德通过阅读来获得“骑士精神”。所谓“骑士精神”,乃是建立在中世纪观念的废墟之上的。

与物质世界的疏离,导致堂·吉诃德的认知错误,进而其行为也沦为荒诞。米歇尔·福柯认为,堂·吉诃德身上所表现出来的荒谬性,在于词与物之间的关联的疏离和断裂。词不再指称相应的物。而所谓“疯狂”,无非是符号界与实在界之间的认知错位。《堂吉诃德》——骑士文化及其影子 - 张闳 - 张闳博客:愤怒的鼠标

    另一方面,堂吉诃德又是文艺复兴时期世俗物质生活的迷离梦幻,是桑丘·潘沙平庸精神的冗长投影。弗兰茨·卡夫卡将《堂·吉诃德》看成是文艺复兴时期西班牙乡村农民桑丘·潘沙的午后白日梦。一个生活在闭塞乡村里的农夫,对逝去不久的骑士时代的短暂怀恋。卡夫卡在《桑丘·潘沙真传》中写道:

 

桑丘·潘沙——顺便提一句,他从不夸耀自己的成就——几年来利用黄昏和夜晚时分,讲述了打量有关骑士和强盗的故事,成功地是他的魔鬼——他后来给它取名为·吉诃德”——心猿意马,以致这个魔鬼后来无端地做出了许多非常荒诞的行为,但是这些行为由于缺乏预定的目标——要说目标,本应当就是桑丘·潘沙——所以并没有伤害任何人。桑丘·潘沙,一个自由自在的人,沉着地跟着这个堂·吉诃德——也许是出于某种责任感吧——四处游荡,而且自始至终从中等到了巨大而有益的乐趣。

 

博尔赫斯的理解与卡夫卡类似,他作出了一个奇异的构想:堂吉诃德从未忘记自己是阿隆索·吉哈德由于沉溺于骑士小说而产生的一个幻影。这种西班牙式的狂想,在二十世纪达利的绘画和高迪的建筑中,依然可以看到其余绪。

梦醒之后,世界已经进入了黄昏时分。在激情迷离的黄昏时分,夕照把矮胖敦实的桑丘·潘沙,拉长成灰暗的阴影。在这个信仰的黄昏,正如哲学家吉安-卡罗·罗塔所说的,“只有黄昏才能把侏儒投射出如此长的影子。”中世纪主导性的自我意识,它的清苦、坚毅和属灵的气质,正在沦落为实用理性的附庸。自我意识的这种喧宾夺主的变化,是文艺复兴的开端。

塞万提斯的讽刺艺术,为中世纪精神及其骑士文化唱了一曲挽歌。如果说堂·吉诃德代表了从中世纪到文艺复兴时代欧洲人形象的一个侧面的话,那么,桑丘·潘沙则构成了其另一个侧面。堂吉诃德的故事,可以看作是文艺复兴对中世纪文化精神的戏仿和嘲讽。另一方面,世俗的欢歌唱出了新时代的梦幻和狂想。这形影不离的一主一仆,一对互为形影的主仆,他们是欧洲精神不可分割的两面,正好是欧洲文化精神在不同语境下的变形记。

 

 

【载《社会学家茶座》第47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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