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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装:政治乌托邦的女性身体实践  

2007-04-23 00:14:30|  分类: 时尚密码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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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装:政治乌托邦的女性身体实践 - 张闳 - 张闳博客

列宁装:政治乌托邦的女性身体实践

 

   一场神圣革命将典型的东方女装——旗袍连同它所附带的“小资情调”和性感,从女性的身体上驱逐出境。从此,旗袍开始了漫长的流亡生涯,旗袍的领地迅速被革命的“列宁装”所占领。无产阶级革命在女性身体上的实践,其重要途径之一即是对女性服装的改造。
    列宁装,这种双排扣的西式上衣因属于革命领袖列宁所钟爱的服装,而成为布尔什维克的身份标志。然而,这种本为男装的上衣,在1949年革命后的中国却阴差阳错地变成了女装。在一段时间里,女性的列宁装与男性的中山装(军服的变种)相呼应,构成了革命的“时装”。这一男性政治领袖的着装,携带着革命的政治意识,悄悄接近并包裹了女性的身体,象征着女性身体的“地表”从此归属为革命的领地。 

列宁装:政治乌托邦的女性身体实践 - 张闳 - 张闳博客

1950年代,革命时装

   这一服饰变化,除了表明中国女性对革命的明确诉求之外,或许还因为列宁装或多或少带有一点点装饰性的元素:双排纽扣和大翻领。在当时中国的革命者简陋的服装中,列宁装上的这些多余的纽扣略显奢侈,不失为一种有趣的甚至可爱的小装饰。而可以扣上或翻开的大翻领,则有别于男性中山装严格的对称性和规约性,给压抑和刻板的革命服装,带来了一点小小的变化,聊以满足女性在衣着上对装饰和变化的本能欲求。除此之外,列宁装有时还会附加上一条腰带,腰带的紧束功能则有助于女性身体线条的凸现。于是,女性身体在厚实而坚硬的卡其布面料的严密包裹下,身体线条含糊潦草地一笔带过。这是革命的服装史上残存的一点点可怜的、聊胜于无的性感标志。
   列宁装的“时装”风潮直至中国与苏联的交恶,方逐渐退潮。而随着社会政治思潮的进一步“无产阶级”革命化,对服装的禁锢也就越严重,女装上的最后一点装饰性终于被彻底剥夺。1960年代的主流女装代之以更简陋和更禁锢的军装。对此,连革命领袖也大为称奇,赋诗曰:“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妆爱武装。”女装的军队制服化倾向,在“文革”期间达到了极端状态。
   在男性权力占主导地位的神圣革命中,革命者真正要战胜的并不只是政治敌人的邪恶,而更重要的是要战胜自身欲念的“邪恶”。出于对情欲冲动的恐惧,“禁欲”几乎是任何一场神圣革命的常规。将“性感”判定为罪孽的象征,以压抑自身的情欲冲动。这样,女性身体往往首先成为革命的对象。如果说,“无产阶级”革命试图通过消灭阶级,来抹平社会阶层的差异,那么,在性别政治领域内,革命同样试图通过抹杀性别差异的方式,来实现男女平等。革命首先使女性的身体“无产阶级化”,来达到对女性精神“革命化”的目标。对于女性而言,“无产阶级”革命不仅是政治上的“无阶级化”,同时也是一场“无性别化”的革命。
   从革命的禁欲理念来看,制服是一种乌托邦服装:严谨、刻板和整齐,保证了乌托邦的纯洁性。革命化的制服帮助实现了对身体的禁锢,它以掩耳盗铃的方式,试图得性别特征和性感归于视而不见,甚至消失。但在密封的制服包裹的下面,始终埋伏着女性的危险的身体,她是对男性革命道德的严重挑战,也是对男性想象力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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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感服装暴力化

   出人意料的是,在革命样板戏《红色娘子军》中,突然出现了短裤和军装相结合的女装。这部表现女性革命精神的戏剧,将军装的禁锢与短裤的裸露奇怪地混合在一起,令禁欲时代的男性观众浮想联翩。这或许是革命样板戏的制造者们所始料未及的。但这并非女装革命的信号。它只是革命舞台上的一个意外,与现实生活中的女装无关。
   文革期间仅有的一次“女装革命”,是由“文革旗手”江青亲自发动的。文革后期,出于种种复杂的原因,“旗手”江青亲自担当服装设计师,设计了一款风格奇特的连衣裙。从其设计理念上看,江式连衣裙依然带有明显的制服痕迹,但由于是连衣裙,面料又一般选用有一定下垂性和柔软性的仿绸、棉绸等,这一定程度上保持了女性身体线条的完整和流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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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服装的“总设计师”亲自设计了“布拉吉”

   拥有政治特权的江青对女装所进行的有限的“柔性革命”,透露出革命时代的女性的性别意识的微弱萌动。但这并未从根本上改变那个时代对女性身体禁锢局面。人民依旧只能通过革命电影中的女特务的打扮,来缅想遥远的花枝招展的女装。直至“文革”结束,服装的性别意识才逐步苏醒。而流亡的旗袍卷土重来,则要走过更修远的道路。

 

(有关“旗袍”的论述见:http://blog.sina.com.cn/u/4c5c13f0010008c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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