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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闳博客:愤怒的鼠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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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与说:汉语文学言说的问题史(3)  

2007-07-09 00:01:40|  分类: 文化理论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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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与说:汉语文学言说的问题史(3) - 张闳 - 张闳博客
聽的误差
(听与说之三)

 

   直至近代,中国人面前第一次出现了一个强大的“他者”文明。这个“他者”以暴力的方式,强行地插入了中国文化封闭式的结构之中,并迅速地分解了中国传统文化。“他者”的打击突如其来,有如此强烈,迫使中国人不得不重新面对世界,重新面对自身,面对一个新的世界,中国人必须重新开始学习“倾听”和“言说”。鲁迅曾经写道:“古民之心声手泽,非不庄严,非不崇大,然呼吸不通于今。”(鲁迅:《坟"摩罗诗力说》)在近代的历史语境内,古老的言辞显得格外的贫乏,古老的声音已然喑哑,“老调子已经唱完”。建立起能够传达近代以来中国人的人问经验和生存体验的言说机制,成为汉语写作者的迫切任务。正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青年鲁迅开始建立自己的“诗学”。
   青年鲁迅的诗学,从根本上说,首先是关于“倾听”的诗学。在民族麻痹以久的感官恢复之初,中国人被西方的大炮的轰鸣声所震慑。真正“倾听”的姿态始于最初的震惊打击之后。“倾听”,是对陌生事物的第一个积极的反应,是意识和感官复苏的标志。鲁迅把“倾听”作为自己的诗学基础,同时也是作为民族“自我意识”和言说机制重建的出发点。他在《破恶声论》中写道:“吾未绝大冀于方来,则思聆知者之心声而相观其内曜。”(鲁迅:《集外集"破恶声论》)“声音”一词,在鲁迅的诗学体系中,是心志或自我意识的同义词。诗(文学)被看作是心灵的“声音”。这一观点,与中国传统诗学并无根本性的差别。但是,“心”的概念在鲁迅式的诗学中却有着全新的含义。鲁迅指出:“盖惟声发自心,朕归于我,而人始有己;人各游己,则群之大觉近矣。”(鲁迅:《集外集"破恶声论》)所谓“有己”,即是指个体具有对“自我”的意识。这一概念显然是来自西方理性主义哲学范畴。鲁迅在其母语的言说领域内,听不到这种自我意识的“心声”。在孔子那里,心灵的声音被伦理化的社会生存所禁锢,而在相对比较强调精神活动自由得庄子那里,精神的理想境界则恰恰又是一种“无己”状态。鲁迅在审视了本民族本体性言说的历史语境之后,便不得不将倾听的对象转向了来自“他者”的“声音”:异邦新声。
   在西方文化多重的声音中,鲁迅的听觉独独对“反抗挑战之声”最为敏感。他对19世纪以来的欧洲浪漫主义文学和哲学思潮表现出不同一般的兴趣,并着意强调他们“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反叛特性。鲁迅在介绍这些诗人和哲学家以及近代欧洲精神发展的历史发展时,将“反叛性”作为一个根本性的特性加以发挥,乃至将其确立为“自我意识”的核心内容,却忽略了欧洲精神文化中的理性主义“反思”传统,也就是鲁迅所说的“反省于内面者深”的传统,而这一点,恰恰是“自我意识”生成的一个基本前提。这是一种文化性的“听觉”误差。这种文化性的“误听”,妨碍了倾听者对于所谓“反抗挑战之声”的深层结构中的文化内容加以辨别和领悟,而只能将注意力倾注到形式层面的反派行为上去。因而,尽管青年鲁迅企图为民族“自我意识”的觉醒引进近代启蒙主义思想,但是,鲁迅的启蒙主义与近代欧洲的启蒙主义之间仍然存在着一个结构性的差异。
   欧洲启蒙主义的基本原则可以归结为两条:一、大胆运用人的理智;二、怀疑一切。根据这些原则,启蒙主义的写作是逻辑论证式的,或是诘难质疑式的。启蒙精神也就意味着,人类的理性没有任何限制力量,一切都是可以怀疑的或可以反叛的。而在鲁迅的启蒙主义体系中,理性的限制力量只是传统(如礼教文化),反叛的对象也仅限于传统文化。但近代启蒙主义人文精神却是作为既定的尺度和标准,对它是不加怀疑的。在这里,理性不是人的意识自由生长的结果,而是被给定的或被强制的。这种“启蒙”,恰恰是违背了“启蒙”的精神,是通过一种“反启蒙话语”来进行的。另一方面,启蒙德终极目的也发生了转换。民族的强盛(而不是理性真理),成为鲁迅的启蒙主义的目标。从结构上看,鲁迅的“启蒙话语”与孔子的“学习话语”是同构的。只不过,鲁迅用“理性中心”取代了孔子的“礼仪中心”,用异邦“新哲”驱逐了古代“圣人”。
   对“异邦新声”的文化性的“听觉”误差,也影响了鲁迅对文学的理解。一方面,鲁迅反对以狭隘的社会学观点来看待文学,强调文学的审美特性和“启人性之閟机”的功能。同时,他又将浪漫主义文学的功能归结为“以起国人之新生,而大其国于天下”(鲁迅:《坟"摩罗诗力说》)。这实际上是对“人生”的狭隘化的理解,将“人生之閟机”等同于民族之强盛;同时,将文学的审美特性打上了鲜明的文化历史印记。文学中个人与世界的关系被简化为民族与世界的关系。个人性的生存经验被民族集体的历史经验所取代。因而,在鲁迅的启蒙主义诗学体系中,个体的自我意识及其言说机制的建构付诸阙如。在言说实践总,个人性的“声音”被纳入到民族集体的历史“大合唱”之中,变得无法识别了。由于“启蒙中心”的引入。鲁迅本人在“倾听”的对象上也渐渐发生了转换:由对异邦“反抗挑战之声”的倾听转向了对历史“中心话语”指令的倾听——“听将令”。

 1993. 

(待续)


【相关链接】《听与说:汉语文学言说的问题史》

之一:圣的没落

之二:道的空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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