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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与说:汉语文学言说的问题史(1)  

2007-07-04 00:08:29|  分类: 文化理论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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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与说:汉语文学言说的问题史(1) - 张闳 - 张闳博客

的没落

(听与说之一)



   汉语是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语种之一。它诞生、发展、丰富,并臻于成熟,上下经历了数千年。它将汉民族几千年的文化信息容纳其中。今天,每一位使用汉语进行写作的人,都比可避免地要面对这笔巨大的遗产。这同时又是一笔极其古怪的遗产。在漫长的历史之河中,汉语文字的每一个符号都浸透了文化的汁液,它的词汇、句式、语体、“本文”结构方式以及审美境界等,都是在特定的文化历史语境中形成的,并基本趋于固定。这一切,也只有在特定的语境中才能被理解。例如,一些意象(凭栏、寒梅、雨打芭蕉、小桥流水等),以及一首绝句、一阕词所构成的意境,都有着浓郁的文化历史意蕴。而随着传统文化体系的衰微,这些特定语境中的意象或意境,已然失却了其原初的审美可感性。它们出现于现代汉语中,宛如一片废墟或古迹,人们只能凭吊其往昔的荣华。王国维不忍这一古老的美景沦为荒芜,他发明了“古雅”这一概念来加以挽留,并将“古雅”确定为中国文学中的一个基本的美学范畴。然而在古代汉语言说的特定语境被无可挽回地撤除之后,“古雅”之美也就日渐变得空洞、苍白,僵死不堪。不妨说,汉语害了文化性的“失血症”。作为审美境界的“古雅”事实上沦落为一种风格,甚至,在今天,它已经是很不体面地屈居于“反讽”的风格范畴之中。

   另一方面,由于文化意蕴的充斥,又导致了现代人的生存经验难以进入的汉语的语义空间。古代中国人的言说疆域几乎穷尽了全部的生活世界。大到河流山川,小到一只蝴蝶、一朵梅花,都是古代写作者的基本意象。现代的写作者简直连一朵梅花都不能拥有。世界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窄小得难以穿行。如果不能更新汉语的基本词汇、话语结构和言说方式,记忆的惯性便会将语义引向原有的意义领域,从而,将言说的现代性化为乌有。

   汉语一方面是被填满了的语言;一方面又是被淘空了的语言,淘空了个人性的生存体验的语言。它既是古老的,又是幼稚的;既是丰富的,又是贫乏的。对于现代的汉语写作者来说,这是一笔令人尴尬的遗产。承领这样一笔遗产的结果是,当下汉语写作陷于一个前所未有的窘境。言说的窘境,真正来说,即是灵魂窘境的表征,或者,更进一步地说,是灵魂窘境的根源。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我们也许无法改变我们的生存处境,但我们至少能够改造我们的语言。然而,对于一个理论写作者来说,甚至连语言也无力改造,但我们至少还能够,并且也有义务去考察一番我们的母语言说(特别是文学性言说)的问题史。我们曾被语言放逐了灵魂,今天,我们应该试图为灵魂寻找语言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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哀泣的圣人

 

   “古者包牺氏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周易"系辞上》)与任何一个民族的祖先一样,华夏民族的祖先在极其遥远的年代即开始了自己言说的历史。先民们在洪荒初开之际,直接面对天地万物,他们有着旺盛的原创力,有着敏锐的感官,俯仰之间,他们悉心倾听、查看,从来自天地每一处的声响和迹象中,分辨并捕捉事物的奥秘。他们说出那个最初的词,并为万物命名。先民们在其原初的生存活动中,如是创造出汉语符号系统。传说自阿汉语文字诞生之初,“天雨粟、鬼夜哭”,可见,这是一个石破天惊的伟大诞生。后人惊叹其伟大,乃尊那最初的创造者为“圣人”。“圣”(聖)从耳,从口(甲骨文作“听与说:汉语文学言说的问题史(1) - 张闳 - 张闳博客”,表示一个人在倾听,并在言说。)它表明创造者拥有敏锐的感受力和富于创造性的表达力,堪称“聪明的人”。惟能听能言者,能为“圣贤”。“圣”是对创造者的嘉誉。
   上古时代的写作活动,同最初的言说创造活动一样,也是匿名的,是一种集体性的活动,其作品很少留下个人性的痕迹。“圣”也就成为一种集体的荣誉。随着权力者由复数变为单数,“圣”就不再是一种荣誉的称号,而是变成了权力的标记。例如,集体创造物《易》被签上了权力者的名字;基本上属于民间口耳相传的歌谣《诗》,也就被当作是所谓“圣贤发愤之所为而作也。”(《史记"太史公自序》)
   汉语写作的历史上第一次个人性的签名活动是从孔子开始的。这是一次奇特的签名,它规定了汉语写作个人性签名的基本方式。孔子并不是以作者的身份,而是以解释者的身份签下自己的名字。孔子本人并不以“圣人”自居,而是自称为圣人的学生。圣人是创作者,孔子并不是创作,而只是“述”、讲解。他对上古以来的创作加以解释、评价,“研神理而设教”,目的是指向建立教化。可见,这个个人性的签名,首先是一个意识形态化的签名。孔子在编修、删订古代诗歌集《诗》时,与其说像一个文学评论家,不如说更像是一名书报检察官。经他严格的审查,春秋以前数百上千年的诗歌作品仅存305篇。他签下了这样的审查意见:“《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这一意识形态化的评语用于即使是孔子删削后所幸存的上古时代的创作,也未见得恰如其分,但却一劳永逸地框定了汉语文学言说的疆域。
   孔子不仅是圣人之言的解释者,同时也是学习者。《论语》一开篇即称:“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学习”是孔子思想体系中的一个最基本的概念。《论语》这部中国历代读书人的“圣经”,实际上即是一部孔子的教学记录。向谁学习?当然是向“圣人”学习。向“圣人”学习言说。圣人的言说是直接与天地万物的交流和对话。他们的言说欲望来自其内在的生命冲动和情感需求。《虞书"舜典》云:“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水,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孔子也承认“诗言志”,并且,也认为人的心志与人的自然本性和情感有关,但他同时又认为,对于“志”的言说,因“发乎情,止乎礼仪”,感受和言说的界限应由“礼”来规定,“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礼”是先圣在其生命活动中创造出来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并被赋予了一定的仪式。孔子要求人们学习并严格恪守古代的礼仪,但这种“学习”却放弃了先圣的感受方式,丧失了先圣的富于生命力的创造精神,故而,永远无法达到圣人的那种“神人以和”的精神境界。尧舜时代的那种刚健有力、自强不息的声音,到了孔子这里变成了鹦鹉学舌的温柔醇厚的声音;那种“击石拊石,百兽率舞”的奇观,变成了一种“勃如战色,足蹜蹜,如有循”的循规蹈矩的卑微。这是圣人之“志”的沦丧和萎缩。
   一方面是“志”的萎缩,另一方面却是言说中的“权力”因素不断地渗透、强化。依照血缘序列和伦理秩序所制定的礼仪,助长了“权力”的生长。礼仪亦被意识形态化,变成了以君主为中心的政治律令。例如用以描述宇宙和事物变化生成之模式的阴阳太极理论,被纳入了权力意志的范畴之中,阴阳有了尊卑,君为阳,民为阴。五行也被权力所命名。甚至,连中药方剂的配伍,也有君臣佐使之分。
   在权力话语的范畴中,文学的言说也被抬到一个很高的位置,成为权力者言说的基本工具。权力在“圣”的结构中越来越占据支配地位。正统的文学言说被规定为“代圣人立言”。写作者失去了像圣人那样直陈其志的可能,只能在“圣”所规定的言说领域里学舌。汉语文学从语式文体、言说方式、表现内容诸方面,几千年来,只在极小的范围内,在一些技术性的因素上,才有所变化。基本上可以说是陈陈相因、江河日下。鲁迅指出:“如中国之诗,舜云言志;而后贤立说,乃云持人性情,三百之旨,无邪所蔽。夫既言志,何持云云?强以无邪,即非人志。许自繇于鞭策羁縻之下,殆此事乎?然厥后文章,乃果辗转不逾此界。”(《坟"摩罗诗力说》)
   而这种闭目塞听式的“学习”,取消了感官活动的主动性,导致感官“费用性瘫痪”。在权力的囚笼之内的“封闭式”的话语机制,又限制了言说的自由,导致创造力的萎缩。“学习”的最终结果恰恰是感受和言说能力的丧失。对于“圣”地学习,结果丢掉了“耳”和“口”,只剩下象征着权力的孤家寡人。代圣人立言,变成了代权力立言,代君主立言。对于权力的寄生性,是中国历代读书人和文学写作的根本特征。这是“圣”的没落。

(待续)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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