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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与说:汉语文学言说的问题史(2)  

2007-07-06 00:01:07|  分类: 文化理论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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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与说:汉语文学言说的问题史(2) - 张闳 - 张闳博客

 道的空虚

(听与说之二)


    庄子的时代是一个欲望和暴力泛滥的时代。当权者相互倾轧,鲜廉寡耻。孔子“学习”圣人,倡言仁义,庄子却从所谓的“仁义”之言中,看出了言说与权力之间的隐秘关联和同构性。在庄子看来,圣人已死,文献中所流传的片言只语和一些固定的礼仪条例,不过是“古人之糟粕而已夫!”(《庄子"天道第十三》)远不足以传圣人之“道”。另一方面,孔儒将“道”纳入到现实生活的言辞和事功之中加以实现,这在庄子看来,必将置“道”于欲望和全力的桎梏之下。庄子曰:“圣人生而大盗起。”(《庄子"胠箧第十》)孔子式的“仁义”之言,不过是一种权力话语的遮羞布。所谓“百家争鸣”的是非之辩,也不过是争夺言说的中心霸权位置的一场混战;正是权力对言说领域的支配的体现。因而,庄子要重建“道”的至上地位,以瓦解所谓“圣人”之言的权力话语结构。在庄子看来,即使是圣人,其生存活动及言说的依据,亦在于天地之“道”。因而,以其师法圣人之“言”,不如直接师法“道”。以“道”为“言”之本,才真正接近于圣人的言说状况。“道”,不仅仅是道理、真理,更重要的是它还是通道、途径,是与世界之奥秘相通的门径,即所谓“众妙之门”。相比之下,孔子以“礼”为“言”之本,只能算是连“道”的门户都未能摸到。
   老子云:“道可道,非常道。”又云:“道之为物,惟恍惟惚。”“道”的这种不可言说的恍惚性,使得庄子尽量回避直接从论理上论证“道”本身。他只能通过描述“圣人”、“真人”领悟“道”的途径和方式,以及他们得“道”时的状态,来小心翼翼地接近“道”。在庄子看来,“道”的不可言说的恍惚性,与存在地无可把握的虚无性是一致的。“无”才是存在的本原。“道”是“无”的声音。它如同“天籁”,如同自然的呼吸。感官只能触及到有形的存在物,宥于存在的实有性,这样,感官恰恰是遮蔽了存在的真正本原。“武色乱目,使目不明”,“五声乱耳,使耳不聪”(《庄子"天地第十二》)。对于“道”而言,感官的听力都如同聋人。只有通过摆脱了感官舒服的心灵的内在听力,才有可能倾听到“虚无”的声音。庄子提出了一个“心斋”的概念。“若一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于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听止于耳,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惟道集虚。虚者,心斋也。”(《庄子"人间世》)庄子认为,只有通过内心的虚静化,内在地摹仿自然之“道”的状态,才能使“道”澄明,才能映照出“道”的真相。
听与说:汉语文学言说的问题史(2) - 张闳 - 张闳博客   然而,言说行为与“道”的关系又是怎样的呢?“夫言非吹也,言者有言。”(《庄子"齐物论第二》)言说行为总是指向特定的内容和意义,指向实有。庄子认为:“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既已为一矣,且得有言乎?既已谓之一矣,且得无言乎?一与言为二,二与一为三。”(《庄子"齐物论第二》)“言”是一种增殖,由一而多,渐渐远离了“道”,并瓦解和消耗了“道”。“言”是“道”由一向多的沉沦。并且,“言”拘于实有,恰恰是“道”的筌,“道”的囚笼,或者说,它充其量只能是无形无迹的“道”留下来的一点痕迹而已。因而,庄子认为真正的圣人是要致虚静(“静而圣”),任何“有所为”,无论是日常事功,还是言说行为,都是权力意志的体现(“动而王”)。言说在“道”面前,最终是无可避免地归于“无言”、归于沉默。“故曰: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庄子"逍遥游第一》)
   对于孔子来说,言说的可能性本身是无可怀疑得。在古代圣人言行的记录的“痕迹”中,孔子找到了言说的依据和范本。只有时间的流逝,才会使孔子感到言说的困难。时间消磨了圣人的形象,使我们的记忆与先民们活的声音之间产生可无法弥补的鸿沟。记忆的时间性误差,使后人永远难以充分复原圣人之言。因此,孔子才有川上之叹。因此,孔子才要去作《春秋.》,以弥补记忆的误差。但是,对于庄子来说,言说本身的可能性便是可疑的。庄子言说的困难源于“言”与“道”的分离。因此,庄子本人的言说行为看上去,总是显得迟疑不决。从庄子的言说方式中可以看出,当一个命题被引出之后,在向某一意义“中心”趋近的过程中,时常同其悖反命题遭遇,并被其悖反命题所瓦解。悖反命题在趋向另一个意义“中心”的途中,亦被新的悖反命题所瓦解。如此再三。相对于孔子式的“中心话语”而言,庄子式的话语是“结构式”的。庄子的言说本身,即是在证明言说的不可能性。从另一方面看,也可以说,它是为言说的可能性划出了疆界。
   庄子式的言说是一种开放型的话语结构,它的解构性是对权力“中心意义”结构的疏离,这从某种意义上解放了言说的自由度,并为言说者的创造性提供了更大的空间。它的内在性,使得言说更加能够体现言说者个人的内心感受,为言说远离现实事功,更加充分容纳诗性提供了样板。从某种意义上说,庄子式的言说也更加接近于古代圣人的那种直面自然、直抒胸臆的言说状况。正因为如此,可以说,庄子为汉语言说(尤其是文学言说)输入了新鲜的血液。这一点,已为汉语文学的历史所证实。
   但是,庄子的言说状况与古代“圣人”的言说状况存在着一个根本性的差别。对于圣人来说,“道”即在“言”之中,“言”是“道”的显现。圣人肯定感官,敢于运用心的生命冲动和对“道”的把握的要求,并将欲望付诸言说实践。在此过程中,肯定了自己的生命存在,肯定了面向存在地勇气。在庄子这里,“道”与“言”之间存在着一个严重的分裂。“言”是“道”的障碍。另一方面,则是“心”与感官(耳、口、眼等)之间的分裂。感官不仅不是心志的源头,反而成了心志的累赘。庄子精神结构中的这种双重分裂,导致了“道”对言说的废止,知觉与记忆也不可避免地要被遗忘所吞没。他只能通过“心”去模拟“道”的状态,“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庄子"大宗师第六》),达到“物我两忘”的状态。无言和遗忘,将生命引向了原始的无知觉、无声响的混沌之中。心灵和自然之“道”的完全同一,人的生命存在的此在性或自为性与自然的自在性等同,这等于是对生命的放弃。在这样一种自然化的状态下,生命感官被废弃,“道”又如何在人的心志结构中留下印记?心灵处于无声的荒漠中,日渐化为空虚。这样,“道”在空虚的心灵中也势必走向空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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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刘贯道《庄周梦蝶图》表达了庄子梦幻般的得道状态

 

   庄子及其后学的言说“取消主义”策略,对于遏止权力对言说的渗透,有着釜底抽薪之功。但与此同时,也抽空了自己的生命。在被遗忘所腾空得心灵的领地上变成了寸草不长的荒漠。“道”的领域在言说之外,而在现实生存的可言说的领域之中,权力却乘机围上了自己的栅栏。如果说,孔子式的言说是一种鹦鹉学舌式的“聒噪”,那么,可以说,庄子式的言说则如同一声若有若无、意义消沉的“唿哨”。无论是“圣”的没落,还是“道”的空虚,其结果都是一致的,由塞听而致失聪,由失聪而致失语,由失语而致失记,最终是心灵的一片空无。感官的萎缩,欲望的衰退,心志的荒芜,创造力的丧失,日渐成为汉语文学写作的真实面貌。

 

1993.

(待续)

〖题图为(清)石涛《溪山隐渔图》,其虚静意境与老庄精神一脉相承〗 


【相关链接】《听与说:汉语文学言说的问题史》

之一:圣的没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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