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册 登录  
 加关注
   显示下一条  |  关闭
温馨提示!由于新浪微博认证机制调整,您的新浪微博帐号绑定已过期,请重新绑定!立即重新绑定新浪微博》  |  关闭

张闳博客:愤怒的鼠标

 
 
 

日志

 
 

听与说:汉语文学言说的问题史(4)  

2007-07-11 00:01:24|  分类: 文化理论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下载LOFTER 我的照片书  |

听与说:汉语文学言说的问题史(4) - 张闳 - 张闳博客

言的窘迫

(听与说之四)


 

   中国近代以来,鲁迅是一个典型的“倾听者”,同时,又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言说者”。他的文学写作无可争辩地成为近百年来汉语文学写作的典范。从某种意义上说,鲁迅的言说状况,即是近代以来中国人的言说状况。
   鲁迅言说的欲望乃是被一个历史性承诺——民族意识的启蒙和拯救——所激发。这一承诺决定了鲁迅言说的基本性质:历史性和集体性。在鲁迅那里,言说者的身份只有在面对民族历史,并对这个历史加以解读的过程中,才得以确立。个人只有在历史话语的语境中才能说话。离开了集体的历史经验,个人没有自己的经验,没有自己的声音。在《狂人日记》中,“狂人”的经验是关于民族历史的经验,“狂人”主动地把自我纳入民族历史的河流,作为集体的一份子,担当起当代全民族“忏悔”的使命。“狂人”对历史的颠覆性的解读,为民族的集体经验的重塑提供了可能性,但他作为纯粹的个体主体的经验,却被淹没在集体的历史经验中。历史的主体是大众,而不是个人。在集体历史经验这个巨大的音箱中,言说者个人的声音的唯一标志,即是其极端的言说姿态——“呐喊”。但是,“呐喊”仅仅作为一种反叛性的声音,将历史的危机感昭示于众,却不能拯救个体的自我意识于空虚。它本身是否定性的。并且,如果它不能建立起“呐喊者”个人的自我意识的话,它不可避免地要走向对历史的新的皈依。然而,在历史语境中,个人的自我意识获得,却又是以“疯狂”为代价的。
   这样,最初关于“拯救”的承诺又将落空。在这样一种两难处境下。鲁迅不得不将个人性的演说活动紧紧地维系在民族历史意识的建立之上。他的写作也基本上是听命于启蒙主义中心话语指令的写作活动。
   在《呐喊》的其他篇章中,《狂人日记》的那种近似于宗教吁告的隐喻性成分逐渐减弱了,历史批判的转喻性成分越来越多,并且,有时干脆变成了直陈式的杂感写作。在这些作品中,集体历史记忆被进一步简化为关于“国民性”的记忆。这一点,在《阿Q正传》中得到了集中的体现。阿Q这个形象只是一个符号。一个由“国民性”拼凑起来的木偶。它在作者的操纵下,表演着“国民性”的种种特性。阿Q性格的复杂性,只能归结为“国民性”的复杂性。在这一类作品中,“国民性记忆”占据了鲁迅的基本意识空间。从总体上说,“国民性话语”是近代以来,特别是“五四”时期的基本话语。它是民族集体历史经验在“他者文化”的冲击下发生断裂的产物;是在西方文化之光的映照下,对民族“自我意识”缺失的焦虑的产物。“国民性”批判的全部目的,在于抹杀关于“国民性”的记忆,腾空民族的意识空间,为接纳一个假想中的现代意识内容做好准备。“国民性话语”,即是关于“空白”的记忆。而“记忆”本身仍是有待建立的东西。
   “国民性话语”的语言外壳是所谓的“白话文”。“白话文运动”是企图通过抛弃传统文化的“载体”——文言文,来完成关于“国民性记忆”的根本转换。“白话”即是大众日常口语,其公共性和实用性决定了它是没有灵魂的语言。或者说,它仍是有待诗化的语言。但是,为了避免带有殖民色彩的“欧化”之危险,“白话文运动”不得不一再地向更加大众化、实利化的方面退让。退让的结果是:白话文写作在审美经验上的粗糙、肤浅,在传达现代人个人性生存体验方面的无力。审美经验的贫乏,个人性生存经验的空缺,又加剧了语言的空洞化。现代汉语的这个巨大空洞,很快就被那些冒充生命力的强暴因素所填塞。
听与说:汉语文学言说的问题史(4) - 张闳 - 张闳博客   鲁迅《野草》的写作是现代汉语个人性写作的一次尝试。《野草》的写作远离了那种“白昼式”的集体话语的场所,开始将主意力转向写作者个人内心世界的幽暗隐秘的私人性空间,倾听自己内心的秘语。在这样一个幽昧的时刻,“存在”像水泡一样凸向表面,灵魂像影子一样飘到耳边,并开口说话。这种关于灵魂隐秘的写作,不妨称为“夜间式”的写作。然而,鲁迅在自己的内心深处听到了什么呢?他写道:“我的心分外地寂寞。然而,我的心很平安;没有爱憎,没有哀乐,也没有颜色和声音。”(鲁迅:《野草"希望》)心灵的“无声”状态,正与鲁迅所描述民族“自我意识”的“无声”状态一致。个人的内心中隐藏着文明的无声记忆的巨兽,它吞噬着存在,吞噬着生命。鲁迅在自己“白昼”的“呐喊”声中听出了“空空洞洞”,听出了历史鬼魂的回声。历史的鬼魂正如童话中的“美女蛇”,召唤着他的灵魂走向“无声”。此时此刻,他只有用沉默来阻断文明的历史记忆,来拒绝言说的空洞。鲁迅写道:“这时,我曾经想要写,但是不能写,无从写。”(鲁迅:《三闲集"怎么写——夜记之一》)“无声”或“失语”(“失写”),向梦魇一样紧紧地纠缠着鲁迅的灵魂。在《野草》诸多述梦的篇章中,发声的窒息般的窘迫感经常把“我”从睡梦中惊醒。言说的窘迫感成为了《野草》写作的基本意象和特征。在它一开篇即是那句有名的“题辞”:“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感到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鲁迅:《野草"题辞》)心灵的空虚和言说的窘迫,是鲁迅内在焦虑的真正根源。他感受到了自己的灵魂焦灼的呼唤,但灵魂尚无自己的语言,灵魂的语言尚未学成。倾听与言说的欲望已被唤醒,而欲望与欲望满足之间仍有一个巨大空白、裂隙。整部《野草》即是对这场言说窘迫的噩梦的纪录,对这个欲望“裂隙”的描述。它把汉语的灵魂话语的空洞,第一次充分暴露出来。正是这一点,奠定了《野草》在汉语写作史上无可替代的地位。
   但是,《野草》式的写作很快就被另一种力量所中断。鲁迅转向了后期杂文的写作。作为代偿性的自我肯定,后期杂文用一种破坏性的冲动填充了《野草》中欲望断裂的真空地带。作为欲望宣泄的直截途径,杂文写作成为一种对“暴力”的直接模仿。鲁迅将自己的杂文称为“匕首与投枪”,“血与剑”的写作一直是他内心的一个隐秘的欲望。他曾歌颂过“大炮的声音”,这与近代西方文明冲击的声音形成了奇妙的照应。鲁迅的杂文写作,首先是以一种对语言的破坏性的使用来进行的。这是一场带有自杀倾向的语言“恐怖主义”的言说活动。在这样一场战斗性的言说活动中,言说者和自己的敌人以及自己的“武器”——语言本身都同归于尽。如果说,我们在鲁迅后期的杂文中仍能看到汉语的绚丽,那么,它只能是汉语在毁灭性的暴炸中迸发出的耀眼的火花。由此,我们便能够理解,为什么那些真正的“可怖主义者”在他们的“武器的写作”活动(比如,“批斗会”、“大字报”)中,会摹仿和直接抄袭鲁迅的杂文。诚然,我们不难看到这两者之间的差别:鲁迅的杂文写作是“自杀式”的,其中包含着对言说本身的拒绝和仇恨;而“大字报”写作则是“杀人式”的,是“屠夫的话语”、“刽子手的话语”。
   鲁迅的写作活动是企图打破民族麻木和喑哑的状态,在“无声的中国”发出自己的“真的声音”。但他同时又强烈的感受到汉语言说自身的空虚。尽管如此,鲁迅本人的努力,仍为汉语言说的新空间打开了一个缺口,为汉语言说冲出封闭的“铁屋子”提供了可能。而“文化大革命”时代以暴力的方式破坏了这种可能性,重新封上了中国人倾听和言说的窗口。“大字报”式的语言给汉语以毁灭性的打击,它使汉语文学言说由“窘迫”走向了“窒息”。

1993.

(待续)


【相关链接】《听与说:汉语文学言说的问题史》

之一:圣的没落

之二:道的空虚

之三:听的误差 

  评论这张
 
阅读(82)| 评论(0)
推荐 转载

历史上的今天

评论

<#--最新日志,群博日志--> <#--推荐日志--> <#--引用记录--> <#--博主推荐--> <#--随机阅读--> <#--首页推荐--> <#--历史上的今天--> <#--被推荐日志--> <#--上一篇,下一篇--> <#-- 热度 --> <#-- 网易新闻广告 --> <#--右边模块结构--> <#--评论模块结构--> <#--引用模块结构--> <#--博主发起的投票-->
 
 
 
 
 
 
 
 
 
 
 
 
 
 

页脚

网易公司版权所有 ©1997-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