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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闳博客:愤怒的鼠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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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与说:汉语文学言说的问题史(5)  

2007-08-03 00:41:15|  分类: 文化理论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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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与说:汉语文学言说的问题史(5) - 张闳 - 张闳博客
记忆的缺失
(听与说之六)

 

   “文化大革命”的暴力“打击”(shock)造成了民族“自我意识”的“休克”(Shock)。这种状态表现为短暂的“意识空白”和“记忆丧失”。民族的“意识休克”为权力者的意识形态控制提供了条件,也为他们重构一种新的民族意识(即所谓的“阶级意识”)扫清了地盘。正所谓“一张白纸,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

   “新时期”文学的苏醒恰好是以(纪念前总理周恩来的)“悼亡诗”为开端的,这决非偶然。追悼,从其更为基本的意义上说,乃是唤醒人们心中沉睡已久的记忆的欲望。记忆,正如圣奥古斯丁所说,“就是心灵本身”,也就是人的“自我意识”的根本。记忆力的复苏过程,也就意味着“自我意识”的建立过程。正是这一点,才是引起权力者的恐惧,并要施以暴力镇压的真正原因。然而,文学这样勇敢地承担起民族记忆力的功能。它将其记忆的触角逐步伸向民族意识的深处。

   在“新时期”最初的几年,文学完成了它的第一个伟大的发现——“人”的发现。文学一再提醒国民重新忆起自己还是“人”。人所具有的一切属性和特征:尊严感、爱心、道德意识、审美意识等,都是“不能忘记的”。“人”的形象被文学家用“大写”,深深地镌刻在民族的意识之中。这样,文学也正接续上了“五四”以来的文学传统,这也是对“五四”文学的光荣与梦想的回忆。因此,“新时期”初期的文学,看上去总像“五四”文学的当代版本。

   其实,“五四”文学并非像我们通常所想象的那样,有着“伊甸园”一般的景观。“五四”文学在“人”的建设方面,并非完全是创世纪式的建设,毋宁说,它更多地来自一种痛苦的蜕变。它的基本记忆材料,乃是近代以来民族集体意识在西方文明的暴力打击下的“创伤性记忆”。所谓“国民性”主题,即是这种记忆的痕迹。这与“新时期”文学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创伤性记忆”是一致的。对于现代中国人来说,关于“国民性”的记忆,即是关于耻辱和缺失的记忆,是关于挨打的耻辱和人性的缺失的记忆(这一点,在阿Q身上体现得最为充分。挨打是阿Q的家常便饭,“癞头疮”和“乏”则是他在体格和人格两方面的大缺陷)。这种记忆是消极性的,是遗忘的对象。因而,所谓“国民性话语”,实质上是关于“遗忘”的话语。“国民性批判”所执行的是一种“遗忘”和“抹去”的工作。一个批判性的主体,并非真正的批判主体。将一种在“他者”文明打击下产生的“创伤性记忆”和由“他者”话语派生的“批判性话语”作为民族“自我意识”的建设材料,这样的“自我”,不过是“他者”的影子而已。而在这一方面,“新时期”文学只能说“影子”的“影子”。“新时期”文学的“国民性批判”,始终未能超越鲁迅所达到的高度。由于对“创伤性记忆”的保护性本能,“新时期”文学的批判锋芒远不及“五四”文学。在所谓的“反思文学”作品中,总有一种温柔的抚爱。在弥漫着人性之优雅和柔美的艺术王国中,居住着一些半人半神的英雄,它的名字叫“道德”。并且,往往是那些被非人性的暴力打击得最沉重的人,“道德”光环也最耀眼。将“苦难记忆”转换为一种悲剧性的道德的“英雄记忆”,这可谓是所谓“反思文学”的记忆“炼金术”。

   所谓“寻根文学”则试图将文学的记忆触角延伸到“集体无意识”的深处,借此以突破“国民性记忆”的病态“结节”,为民族“自我意识”的重建寻找一个根基和原点。于是,我们的文学在古老的文化废墟上举行了一场盛大的文化“招魂”仪式。人们依凭着一堆残存的文化象征物(龙、黄河、高粱等),呼唤着死去亡灵的名字。的确,对于祖先亡灵的追忆,是人的记忆中的一个节目。但是,平时的日子总是我们生活的中心,它将把节日驱赶到记忆的角落。那些亡灵如同一阵风,掠过我们的招魂幡,复又回到了他们自己的幽冥世界。无论我们如何努力地加以挽留,他们也不能真正地活在我们的四周。一场声势浩大的“寻根”运动,不幸成为了捕风捉影的闹剧。其最值得一提的功绩也许在于:暴露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民族集体意识中的一个根本的焦虑——“失忆”的焦虑。这一点,也许是我们这个民族的一个精神秘密。

   汉民族素以尚古著称,似乎表明这个民族有着良好的记忆力。其实,早在孔子时代,“记忆”已成问题。尽管这位大贤哲对自己的记忆力有着充分的自信,但他仍不得不承认:“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论语·八佾》)孔子的记忆,是关于事件的事实性的记忆。这也是中国人的历史记忆的基本方式。时间是记忆的天敌,它使事件的事实性蜕化为一些日渐消淡的“痕迹”。而中国人的历史记忆一直在努力修复和加深这些“痕迹”,使之变成一道光滑的“记忆槽”。可事实上,往事的活生生场景性和历史主体丰富的现场体验则消磨殆尽。历史无限多样的可能性也丧失了。这条“记忆滑槽”,成为滑向“遗忘”的通道。

   如果说,孔子通过建立一种“文化记忆机制”而导致了对个体生命存在本身的“遗忘”,那么,庄子关于“道”的记忆,则可以说,是对“记忆”本身的“遗忘”。“道”的虚空性和恍惚性,要求排空意识中的一切记忆“痕迹”。“遗忘”,才真正是“道”的记忆。可见,“遗忘”乃是作为民族意识结构中的“遗传基因”,被承传到今天。

   这个民族“记忆缺损”的秘密,首先是由鲁迅的《阿Q正传》所披露的。“阿Q”这个名字本身即是一个混沌一团的符号,这正是与意识状态相表里。阿Q的意识结构有一种独特的“遗忘”功能。它不仅可能使自己的姓名籍贯以及个人履历化为“渺茫”,而且,能够迅速地抹去当下一切令人不快的记忆。这种“遗忘”机制是阿Q意识结构的防御系统,它保护了阿Q的意识不受“创伤性”事件的打击,但同时也麻痹了阿Q的意识的敏感性。反复的“打击”,使阿Q的意识感受层增生了一层“老茧”,作为个人的生命活动的经验在其意识结构中留不下任何印记。我们不难看出,阿Q的“健忘”与庄子的“自我遗忘”之间的同构性。正是这种同构性,我们才会说,鲁迅描绘了“沉默的国民的魂灵”。《阿Q正传》是一部“民族记忆”的“病理学”。

   “寻根小说”在对文化之根的追忆中,也有着类似的发现。韩少功的小说《爸爸爸》的初衷也许是企图发掘民族文化记忆的原初结构,并为民族意识的重建提供一种基本框架。可结果却是找出了一个更加严重的“病灶”。丙崽不仅仅是一个“健忘者”,他简直就是一个“白痴”。他的意识仍处于一种蒙昧状态。与这种意识状态相应,丙崽的言说能力也近于匮乏。“爸爸”、“×妈妈”这两个意义不明的“词”(音节),正与所谓“阴阳”的符号系统相一致。由一阴一阳符号所生发的文化象征系列,构成了我们的生活世界。“健忘”和“失语”,通过丙崽的“话语机制”,深深地沉淀在民族的“集体无意识”之中,遗传给我们后代。事实上,我们和丙崽所操持的是同一种语言,一种患有“先天性记忆缺损综合症”的语言。

    诚然,按照“寻根派”的观点,我们这个时代一度遗忘了人性、人的一般理性原则,也一度遗忘了民族传统和更为深远的文化记忆。这类记忆一旦被唤醒,我们就可能迅速恢复起对它们的追忆。但是,我们却并没有真正摆脱“遗忘”的梦魇。“遗忘”的真正根源仍有待寻找。“寻根派”怀疑并否定了以往的记忆内容,而企图寻找到记忆的文化之根,但他们并不怀疑自己的记忆力。恰恰是这一点,使得“寻根文学”自己也滑向了“遗忘”的文化传统的深渊。

   记忆并不能遗传。记忆来自感知,来自人的感官与世界的接触。这种接触在意识中留下的印记,成为记忆的直接材料。“寻根派”追忆起集体的文化记忆,恰恰忘掉了记忆者自身的生命感知。集体的“文化记忆”的巨大惯性,把民族意识引向了“遗忘”的深渊。对于现代中国人来说,有必要重新习得一种“记忆机制”。重新习得记忆,也就意味着重新学习一种感受方式、体验方式和生存方式。一种记忆的习得,首先来自于个体生命的感知经验。充分获得记忆的感性材料,通过语词的命名活动将材料固定,在通过不断重复的言语练习活动加以强化——学童的经验是最好的榜样。这样,也就要求民族集体的每一个体开放自己的感官,充分激发个性的生命感知力。文学总是以恢复感受和经验的个人性为其根本目的的、文学家对于母语的改造工作,其真正的意义乃在于:它不断地将现代中国人个人的生存经验输入我们民族的“文化记忆”之中,并努力疗治这种记忆机制的“先天性的缺失症”——这,也许应该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记忆术”。

 

1994.

(待续)

 

(题图为前卫艺术家张晓刚的作品《失忆记忆》)


【相关链接】《听与说:汉语文学言说的问题史》

之一:圣的没落

之二:道的空虚

之三:听的误差 

之四:言的窘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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