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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与说:汉语文学言说的问题史(6)  

2007-08-06 00:52:20|  分类: 文化理论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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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与说:汉语文学言说的问题史(6) - 张闳 - 张闳博客
先锋文学:自我意识的练习簿
(听与说之六) 

 至此,对于汉语文学言说的问题史的描述,似乎应该归于终结了。到20世纪80年代的后半期,“寻根文学”,这个古老文化的最后守灵人,也已陷于沉睡。就在这样一个不祥的时刻,“先锋文学”(所谓“先锋文学”指的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的“实验性小说”和“新生代诗歌”等。本文只选择“实验性小说”作为论述的例证,并称之为“先锋小说”。)发出了自己的声音。然而,它究竟是末夜的恶枭,还是唱晓的雄鸡?

马原是“先锋文学”的主要开拓者之一。这位“叫马原的汉人”,在一个不讲汉语的地方(西藏)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忽然,“顿悟”出小说写作的三昧。他在自己的小说宣称:“我用汉语讲故事。”马原确实是个讲故事的能手,他奇迹般地用汉语讲了一大串关于西藏的故事。马原在努力恢复一个古老的传统:小说的讲故事的功能。诚然,“先锋小说”之前的现代汉语小说也讲故事,甚至,小说看上去也总是被各种各样的故事所充斥。但是,以往的小说,故事外在于叙事。小说家更多地是关注着故事的意义和事件的事实性。还原事件的历史“真相”,一直是现代中国小说家根深蒂固的情节。因此,现代汉语小说在叙事上总是与历史理性的权力结构同构,成为权力意志的载体。小说家的“主体性”,只是局限于体裁选择、人物塑造等极其狭隘的、技术性的范畴之内。小说作为叙事其叙事话语依然被控制在历史性的话语机制之中,小说家不得不采用“公共话语”来讲述自己的故事。因而,以往的汉语小说,看上去大多数都像是一种“集体创作”。

对于马原来说,“讲故事”这一短语的逻辑重音不是在“故事”,而是在“讲”字上。是叙述行为,而不是被叙述的事件,构成了“先锋小说”的主体和核心。“我讲的只是那里的人,讲那里的环境,讲那个环境里可能有的故事。”马原的这段表白,道出了“先锋小说”的话语方式的秘密,并为“先锋小说”的言说划定了疆域。讲“可能有”的故事,即意味着事件的事实性在讲述中被消解,重要的是对于“可能性”的讲述本身。从某种意义说,虚构的叙述,才是真正的叙述。正如舍斯托夫所说:“文学虚构是为了使人们能够自由地说话。”“先锋小说”通过对叙述行为的强调,恢复了叙事性作品的“叙事性”,同时,也将汉语文学言说的一些基本问题暴露出来了。意识形态化的“中心话语”结构,对文学言说的长期控制,导致文学叙事非个人、无主体的状态和虚构叙述能力的丧失。因而,“先锋小说”对叙事方式的关注和不断变换,一方面,是在努力寻找一种摆脱意识形态化“中心话语”奴役的途径,为汉语文学言说谋求更自由、更广阔的生存空间,丰富汗语言的艺术表达力。另一方面,通过对叙述行为的强调,表明叙述主体的“到场”,使小说叙事真正成为一种“主体的叙述”。“先锋小说”叙事学革命,为汉语文学言说的个人化和汉语言说主体的“自我意识”生长开辟了可能性的空间。

莫言是“先锋小说”的另一位开拓性的人物。与马原有所不同,莫言所开拓的是感受的疆域。莫言的写作努力使感受冲破日常的、公众的、理性的囚笼,把经验恢复到感官的水平。其小说《透明的红萝卜》,在这些方面堪称经典。经验的感官性,维护了生命感受的原初状态。然而,正是这样一种最为原初的生命的本体感受,往往被人们所遗忘。文化模糊了它的鲜明性,权力压抑了它创造性的活力。生命的原初性感受往往发生在那些理性的时间链条断裂的瞬间,发生在感官与事物猝然相遇的刹那。它使我们忆起了自身。文学写作的真实意义,即在于复原这种生命感受。另一位先锋小说家格非写道:“小说写作……它给我带来了一个独来独往的自由空间,并给我从现实及记忆中获得的某种难以言传的经验提供了还原的可能。”还原生命在时间中的感受,这是“先锋小说”的一个基本愿望。“先锋小说”的写作总是努力开放自己的感官,尽可能地拓展自己感受的空间。比如,余华、格非的写作,经常把感知的触角伸向更为幽远、更为隐秘的意识深处,梦幻、错觉和神秘现象,经常是他们笔下的主题。时间在叙事过程中也出现了拖延、扭曲、拉长、浓缩、倒错等变形,使自然的时间变成一种被经验的时间,一种经验性的“存在”。对于“先锋小说家”来说,经验首先是个人性的,时间也只有被个体生命所经历、所追忆,才有意义。每一位“先锋小说家”,都有各自不同的生存经验,写作则是为这些经验打上了自己个人性的标志。这些个人性的标志,将写作者个人从历史、民族、国度、和公众中甄别出来,它为现代中国人个人的“自我意识”的生长提供了感性的材料基础。

因而,“先锋文学”根本问题即是:现代汉语如何传达现代中国人个人生存感受?这也就意味着,建立个人化的生存方式和言说机制,是“先锋文学”的根本出路。这是一个艰难的工作,是一种有待学习的能力。“先锋文学”在自己的写作中,留下了种种的“痕迹”,表明了他们为完成一个现代性的“个人形象”所作过的许多努力,然而,这个“形象”仍是“不定式”的和“未完成态”的。那些纵横交错的个人“痕迹”的“文本”,看上去更像是一本学童涂鸦的“作业本”——一本“自我意识”的“练习簿”。在这本幼稚的“练习簿”上,“听写”和“看图说话”,始终是两道基本习题。

从这一立场出发,我们才能够真正理解,为什么“先锋小说家”偏爱讲述“侦破故事”(如,格非《迷舟》、《敌人》,余华《河边的错误》,北村《聒噪者说》等),为什么他们的小说中的人物总是用代码来表示(如,用阿拉伯数码,用“棋”、“牌”、“砖”、“瓦”之类的符号)。这正像学童的智力练习和数学练习一样。在学童的这些习题中,一个“侦破故事”本身是没有意义的,代码也仅仅是作为代码,它们的作用是在于帮助学生练习推理和演算的能力。“先锋文学”的所谓“形式主义”倾向,也正是对于汉语表达能力的练习。这是一种汉语的文学言说的“代数学”。正是在这些练习中,我们找到了现代中国人的“自我意识”的滋生地。如果说,人对于“自我”的意识,即是对于“自我”的记忆,那么,也可以说,“先锋文学”即是关于“自我”的“记忆术”。“先锋小说”对于感觉的历险和反复不断地讲述那些转瞬即逝的个人经验,就是对那些感受和经验的“强化记忆”,这也正是疗治母语的“失忆症”和民族“自我意识”匮乏的根本手段。我想,也只有从这样的立场出发,才能够真正确立“先锋文学”在汉语写作史上的地位。

谈论“先锋文学”,不可避免地会遇到一个严重的问题——意义问题。“意义问题”经常成为“先锋派”的反对者的口实。现代中国人究竟应该拥有怎样的生存感受呢?究竟应该拥有怎样的“自我意识”呢?这样的问题也许不能算是“先锋文学”所独有的问题,但却是每一个现代中国人所面临的问题,并且,它的确是一个迫切的、不容回避的问题。反对者一有机会,便要攻击“先锋派”作家丧失了起码的艺术良心和文化责任感,把文学写作变成了毫无意义的“语言游戏”。的确,一个学童的呀呀学语,在局外人看来,无非是一场了无生趣的“聒噪”。但是,即使是一个文盲,也决不会因此而站在学堂门外来指责这种“学习”。当然,一个人不应该始终都不明白自己学习的意义,否则,他只能是一个“朽木不可雕”的老顽童。一些激进的“先锋派”的支持者则无视“学习”的阶段性,他们从“先锋文学”中发现了所谓“后现代自我”——一个“消解性”的“自我”,并将这一发现看作是这中国文化与国际性的“后工业文化”接轨的证据。“上帝死了”、“人死了”、“知识分子死了”等口号也在中国大地上此起彼伏。这种说法,能够带来理论上和批评上的许多方便,并且,我们也确实能够从“先锋文学”中寻找出许多“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痕迹”。但这些“痕迹”,在我看来,与任何“后工业社会”文化毫不相干。“先锋文学”中“自我”的形象,“人”的形象,与其说是消解性的,不如说是未完成性的。中国人的现代性的“自我意识”尚未完成,而不是“后现代性”的“老死”。那种对于“人死了”的欢呼,实在显得有些“白痴相”。“先锋文学”有着自身的关于“意义”的焦虑,这一焦虑迫使“先锋派”作家具有更加敏锐的内在听力来捕捉世界和自身生命的“声音”。这也是每一个现代中国人所应该具备的能力。任何置身局外的指责和盲目的吹捧,只会扼杀和麻痹这种生命感知力。

余华在《在细雨中呼喊》中,一开始即引出了一个“倾听”的主题。在一个细雨飘扬的夜晚,远处的黑暗里传来了一阵“哭泣般的呼喊声”,“一个孩子开始了对黑夜不可名状的恐惧”。这个“倾听”,成为小说家记忆的源头和经验的滋生地,它唤醒了小说家内心深处对自身的记忆和理解世界的欲望,这使小说家开始懂得黑暗、恐惧、生命、死亡、痛苦和欢欣,并开始发现自己的存在。“我看到了自己,一个受惊的孩子睁大恐惧的眼睛,他的脸形在黑暗里模糊不清”。尽管这个“自我”的形象模糊不清,但它已开始生长。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倾听”的环境与鲁迅的时代已有根本的不同,“倾听”的对象也转向了小说家自己的内心世界。那个黑暗的雨夜里的呼喊声,倒是与鲁迅笔下“垂老的女人”的呼喊声遥相呼应。“先锋小说”接续上了《野草》中开始的心灵旅程。

北村则致力于对于更高远处神秘的声音的“倾听”,他将自己的写作看成是对另一个更终极的声音的记录。北村曾说过:“我的写作的态度很单纯:听从里面的声音,这种声音有一个源泉。”他在《施礼的河》中曾努力追寻着这一“源泉”,并最终引出了一条通往神性的艰难历程。小说家北村本人的精神事变,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史上的一个象征性的标志。它代表着现代中国人,尤其是汉语文学写作者的一个内在的精神需求:为自己的灵魂寻找最后的家园。

无论如何,对于汉语文学言说的问题史的描述应该归于终结了。在汉语文学写作这条荆棘丛生的道路上,我们已经走到了这个世纪的尽头。我们将怎样开口?怎样说话?也许,我们并不能像恺撒那样能够说:我来了!我看见了!我征服了!但是,我们至少应该能够说:我正在看,正在听,并且,我将征服!回顾一下汉民族最古老的祖先最初的言说,启示早已昭然若揭,开放我们的感官,向整个世界敞开,学会倾听来自生命最幽深处和宇宙最高远处的“声音”,并且有勇气和能力说出一切。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拥有世界,也真正拥有自身生命。这也就意味着,应该努力去恢复我们古代“圣人”的那种“耳”和“口”的功能,恢复“圣”所包含的“天人合一”的古老智慧和荣誉,并同时抹去“权力”的污迹。这也正允诺了耶稣的话:

 

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

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因为看见了。你们的耳朵也是有福的,因为听见了。

——《圣经·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十三章)

 

 

1994.10.

(全文完)

题图为街头涂鸦艺术作品


【相关链接】《听与说:汉语文学言说的问题史》

之一:圣的没落

之二:道的空虚

之三:听的误差 

之四:言的窘迫

之五:记忆的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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