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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波:一只快乐的思想牛虻  

2007-08-17 00:01:51|  分类: 叙事诗学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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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波:一只快乐的思想牛虻

 

   小说家、杂文家、批判型知识分子、自由撰稿人、自由主义思想家、特立独行的文人、政治讽喻作家、反乌托邦主义者、理想主义骑士、犬儒式的智者、尖刻的社会批评家、幽默大师、色情描写高手、李银河的丈夫……这些赞誉的,或贬损的,甚至自相矛盾的名称,都指向同一个人——王小波。

   1997年4月11日,王小波突然去世。在接下来的几年时间里,王小波被看成是当代中国最重要和最有影响力的作家之一。而在此之前,几乎很少有人知道王小波这个名字。王小波在大陆公开发表的文字,主要集中在1994年至1997年他逝世前的几年间,而且以随笔杂文为主。此前,他的作品大多发表在港台和海外的中文刊物上。

   读者和知识界的人士开始打量这个陌生的闯入者。首先是一些年轻的读者,他们从这位英年早逝的作家身上,发现了一种特别的精神光芒,似乎与当下庸碌昏昧的精神氛围格格不入。1990年代中期,正是一个精神文化颓靡、意识形态混乱而物质欲望开始迅速膨胀的时期,而在王小波的作品——尤其是那些思想随笔和文化时评——中,却时时闪烁着睿智的思想光芒,其锋芒毕露的批判性言辞,也格外引人注目。尽管随后有许多知识分子都发现,王小波的思想并无特别明显的原创性,但他的锐利言辞中迸发出来的精神辉光,依然有力地穿透了一个时代昏昧的天空,给许多迷茫中的年轻人以精神鼓舞。

   王小波的精神系谱也与其同时代作家有所不同。王小波毫不避讳地肯定现代主义小说的伟大魅力,他差不多是第一个公开和正面肯定汉语翻译作品对自己的写作有决定性影响的作家。而同时代的作家们往往对自己的精神渊源讳莫如深,尽可能掩藏翻译文学的痕迹,用模仿甚至是抄袭来代替原创。许多先锋作家在完成了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描红”练习之后,转身就刻意贬低先锋精神的意义,装模作样地标榜传统和古典,以抹杀自己练习阶段的痕迹,好像自己从一开始就是成熟的、继承了古典传统的作家。王小波对翻译文学的肯定,正是其诚实的一面,同时也表明,他真正懂得翻译文本的真实意义。

   王小波从玛格丽特·杜拉、伊塔洛·卡尔维诺等作家那里,领略了现代小说的魅力,又从乔治·奥威尔等人的作品中,看见了政治讽喻介入现实的有效途径,而在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地下小说”里,王小波发现了情欲以及对压抑机制的颠覆性的力量。这些都给王小波的写作带来了独特的品格和精神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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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金时代》和《革命时期的爱情》是王小波的代表作,也称得上是现代汉语文学中的经典之作。革命有其神圣和禁欲的一面,也有其污秽和放纵的一面,王小波笔下的革命时期,则显示出其被崇高理念压抑下的畸形肉欲的一面,或许可以看作表现“文革”时期社会精神生活的新途径。而王小波用人类始祖的黄金时代来比附这样一个畸形的时代,本身包含着强烈的反讽意味。这些作品中主人公王二,以其粗俗的形象,无端被卷入爱情、革命之类的场景中,把这些或优雅或崇高的事业搅乱,化作一出黑色幽默风格的荒诞剧。“文革”期间的一对男女的情欲生活,正如维多利亚时代的“地下小说”中的情欲世界一样,充满了荒诞和狂乱。在一个变态的环境中,情欲本身的纯粹性与外部压抑机制构成了深刻的紧张。情欲以其自身的荒诞和迷乱,挑战了外部世界道貌岸然的秩序,同时也照见了道德家内心的淫秽。

   王小波显然是一个喜欢恶作剧的颠覆分子,总体化的历史叙事、完整的记忆,在他的笔下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打击。在王小波笔下,历史与现实总是显示出相似的面貌,构成了相互映照的镜像。无论是写“文革”还是古代历史(如《万寿寺》、《红拂夜奔》),时间并不按照既定的顺序来展开,完整的叙事线索经常被主人公(王二或“我”)不断的插叙所打断。主人公仿佛飘荡在过去与当下之间的幽灵,而主人公的情欲,则是联结过去和当下的一种强力黏合剂。情欲本身就是反时间性的,情欲的冲动性和迷狂特质,在王小波那里就是对于外部的物理时间强权的反叛和颠覆,同时也成为对如何外部强权和秩序的反叛和颠覆。

   错乱的叙事时间,就是一种“反乌托邦”时间。在王小波那里,这种“反乌托邦”时间不仅指向过去,同时也指向未来。如《白银时代》和《2010》,这两部作品均可归为所谓“反乌托邦”小说一类。真正说来,“反乌托邦”并没有什么可希奇的,文学史上曾有过不少这方面的杰作,并且,就对“乌托邦”的描述和批判诸方面言之,王小波也未见得比那些“反乌托邦”经典更具深度或更有创见。王小波的真正价值,在其独特的语体和文体方面。《白银时代》写的是一个发生在未来世界里的故事。主人公“我”在一个写作公司就职,其主要工作就是写小说。他连日来一直在绞尽脑汁地拼凑一篇是《师生恋》的作品,但总是上面能使其上峰满意,每一稿送上去即被“枪毙”了。他本人作为该公司的一位小头目,也总是毫不留情地枪毙其下属的作品。根据公司的原则,“我们的总是枪毙一切有趣的东西。这是因为越是有趣的东西,就越是包含着恶毒的寓意。”这就是所谓“白银时代”的奇怪的文艺政策。对于我们这个时代的写作者来说,它并不陌生。除了写作上的戒律之外,“白银时代”还有一整套奇怪的日常生活准则。比如,对夫妻生活的规定,还有在《2010》中所写到的“数盲症者”的生活准则等。从中,我们并不难发现王小波的现实批判精神。未来成为当下的一个镜像。

   在《白银时代》中,王小波涉及了一个更为复杂的“存在”难题。这个难题首先表现为写作的困境:在“白银时代”,写作之可能面临的危机。一方面,作为写作者的“我”必须依靠某种写作的幻想才能保证个人的生存,另一方面,写作(首先是“想象”)在现实面前显得苍白无力,它几乎没有可能克服现实政治的权威及其荒谬的写作原则。王小波的写作,揭示了一个深刻的“写作悖论”(它同时也是“存在悖论”)。然而,吊诡的是,正是这种对写作绝望,才使得写作本身充满了希望。这也正是王小波的写作本身的意义。“白银时代”的写作原则不允许揭示生存的危机,也不允许“有趣”,而《白银时代》的写作恰恰是对“白银时代”写作原则的反动:荒诞的情节,混乱的逻辑,支离破碎的想象片断,各种话语规则的混杂、误置和颠倒,对各种“元话语”系统的戏谑性模仿,还有真正“王小波式”的诙谐:机智、放诞,而又恰到好处……这一切,构成了王小波的带有“狂欢化”倾向的话语风格。

   王小波正是那种根本不顾忌现行理论时尚的写作者。他的写作的独立性和特殊性,使人们很难将其归类。王小波的写作以其特有的书写“秩序”(它的本质恰恰是“无秩序”),抵制和颠覆了现实的秩序。它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反乌托邦”小说,后者往往在其本身的话语空间之中保护了它所要反对的现实秩序。王小波的写作明显地带有政治性,但它不是那种对抗的政治性,也不是逃避的政治性,而是一种“自由介入”的政治性。它在政治意识形态批判的同时,并未将自己简化为另一种政治意识形态,而是捍卫了艺术的自由原则和丰富性。这或许为“后极权时代”的文学写作提供了某种范式。

 

王小波:一只快乐的思想牛虻 - 张闳 - 张闳博客   王小波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思想牛虻,他的尖锐的锋芒,深深地刺破了这个时代的麻木的皮肤。但王小波又是一只快乐的牛虻,是无趣的精神规则的死敌。与同时代作家的那种或者有激情无智慧或者有智慧无激情的写作不同,王小波的作品,无论是小说还是随笔,都充满了快乐的智慧和批判的激情。这一精神态度,包含在随笔《一只特立独行的猪》当中。无视生活既定的设置,遵循自主快乐的最高原则,特立独行的精神品质和快乐的生活智慧,构成了制度化的生活的反面。这一精神特质在现代中国文学中并不多见,从中隐约可以窥见英国人斯威夫特和法国人伏尔泰的影子。

   在一个需要神话来刺激的颓靡精神的时代,任何不同凡响的形象都有可能被涂上神圣的油彩。“王小波神话”如是诞生。王小波之后,引来一群追随者,号称“王小波门下走狗”。他们以“恋尸癖”式的执著,守护着王小波的遗产和衣冠。这也正是王小波的尴尬之处。一个彻底的反神话的理性主义者,却不得不披上神话般的外衣,坐到圣坛之上受到膜拜。门下走狗们竭力模仿王小波的文风和腔调,一心要做“一只特立独行的猪”。但走狗们只闻到了其间的腥膻。他们抛弃了“特立独行”,留下了“猪”,用油嘴滑舌代替幽默,用插科打诨代替反讽,用拉帮结派代替特立独行,用自以为是代替思考。

   在这个世界上,特立独行的猪永远只有一只。当猪群在享乐主义的欲望泥淖中幸福地打滚的时候,那个特立独行者早已抽身离去。

 

2007.(为纪念王小波逝世10周年而作)

 


题图为青年雕塑家郑敏的作品《王小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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