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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西达娃、西藏与文学地理学  

2008-01-02 22:50:09|  分类: 叙事诗学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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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西达娃、西藏与文学地理学 - 张闳 - 张闳博客
扎西达娃、西藏与文学地理学


   1985年,扎西达娃在小说《系在皮绳扣上的魂》的一开头这样写道:

   现在很少能听见那首唱得很迟钝、淳朴的秘鲁民歌《山鹰》。我在自己的录音带里保存了下来。每次播放出来,我眼前便看见高原的山谷。乱石缝里窜出的羊群。山脚下被分割成小块的田地。稀疏的庄稼。溪水边的水磨房。石头砌成的低矮的农舍。负重的山民。系在牛颈上的铜铃。寂寞的小旋风。耀眼的阳光。

   这些景致并非在秘鲁安第斯山脉下的中部高原,而是在西藏南部的帕布乃冈山区。我记不清是梦中见过还是亲身去过。记不清了。我去过的地方太多。直到后来某一天我真正来到帕布乃冈山区,才知道存留在我记忆中的帕布乃冈只是一幅康斯太勃笔下十九世纪优美的田园风景画。

   这些并非可有可无的描写,它无意中泄漏了1980年代中期新小说产生的灵感来源和叙事秘密。事实上,这篇小说像一根点燃的引信,在短暂的时间里,引爆了当代文学的先锋主义大爆炸。
   一位身居拉萨的藏族人,为什么要通过秘鲁民歌来想象自己的故乡?为什么要通过秘鲁和安第斯山脉来比附自己正栖身其中的土地呢?这种地理学和空间形象上的相似性,使得描写西藏的故事,与其拉美原本相比,来得更为相像,更为逼真。
在1950年代的拉丁美洲,风靡一时的“爆炸文学”,不仅激发了拉美文学的复兴,也对西方主流文学构成了强烈的冲击,乃至改变了全球的文学格局。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处于依附性地位的拉丁美洲,却在文化上赢得了繁荣和支配性的影响,这给80年代的中国作家以极大的刺激和启示。重新反观本土经验,回到本土文化的内部来,成为文学创造的原动力。
   如何描述和呈现本土文化和自身的生存经验,这对于80年代中期的作家来说,并非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既有的文学观念和话语模式,支配着作家们的头脑。观念和叙事的惯性,使得作家们在处理现实经验的过程中,陷于麻木和陈腐的陷阱,而对西方文学的简单模仿,也难以改变这种局面。在此背景下,西藏因其地理上的特殊性和文化上的神秘性,拉开了与当时主流汉语文化圈之间的距离,也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主流汉语文学的书写惯性和观念约束,因此,它很自然地成为作家们挽救艺术想象力于枯竭的神奇空间,成为新的文化想象力的灵感来源。地理学上的偏移,成为当代文学偏移的一次重大的战略迂回。
   西藏,是当代文学史上一次重大的文学事故。它不仅是一处高原或一个少数民族聚居地,更重要的是,它是文革后的文学想象力的重要来源。在某种程度上说,喜马拉雅山脉,雅鲁藏布江,乃至整个西藏文化,是“文革”后新文艺的发源地。
   事实上,西藏首先并不是作为文学形象出现在文革后,而先是作为视觉形象,出现在陈丹青、陈逸飞、何多苓、艾轩等人的绘画艺术中。当代中国艺术家在西藏发现了一个新的形象仓库和灵感源泉。随后出现在诗歌中,杨炼的长诗《诺日朗》,激发了人们对于文化神秘性的想象。一场规模巨大的“文化寻根运动”由是开始隐隐萌动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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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丹青的《西藏组画·进城》

 

   西藏形象进入小说,则应归功于小说家马原、扎西达娃和马建。他们差不多同时以西藏为叙事空间。西藏在地理上的边缘位置和在文化上的陌异性,以及其在环境中所产生的特殊的时空经验和心理经验,都是他们构建新小说的基本材料。对于政治地缘区划而言,它是本土的,但对于文学想象和小说叙事而言,它则是陌异的。寻根作家和先锋作家在这里知道了由异域经验向本土经验转化的微妙的结合点和中转站。相比之下,这些作家们在处理相似的汉族文化主题时,则要麻烦得多。地理空间的陌异性不存在,只能诉诸时间的陌异性。寻根小说返回到过去,也就不难理解了。韩少功则走得更加极端,他把时空背景设置在古代,甚至是神话传说的年代,以寓言的方式来处理。他们将现实悬置起来,风干为若干文化代码,然后按某种观念模式加以拼接。这样,他们的小说看上去是在“寻根”,实际上往往成为无根的蓬蒿,转眼间就变得干涩枯黄起来。从动机上说,《系在皮绳扣上的魂》,可视作杨炼式的文化寻根意识的延续。但由于他本人的民族身份,他在处理西藏题材的时候,显得轻松自如。实际上是写实,看起来却神奇。单纯而又简洁的叙事,使得这篇小说在当时诸多故作高深“寻根”小说中,显得不同凡响。
   但是,这个拉美化了西藏叙事,一方面提供了新的小说叙事的空间,另一方面,它仍旧是本土文化在西方现代主义文化语境下投射出来的一个模糊的影像。扎西达娃尽管充分地展示了西藏生活的真实空间,依然只是作为现代性语境下的一个有待改造的陌异的空间。尽管扎西达娃不是那个“叫马原的汉人”,但他却是一个“说汉语的藏人”。在小说中,对于西藏的环境,主人公“我”想到却是萨尔瓦多"达利的《圣安东尼的诱惑》,藏人朝圣之地,“我”却是用“托马斯"莫尔创造的《乌托邦》”来比方。他试图用他的收音机里的声音,“一个男人用英语从扩音器里传来的声音”,取代藏人塔贝的“神的声音”。“这是在美国洛杉矶举行的第二十三届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开幕式,电视和广播正通过太空向地球上的每一个角落报送着这一盛会的实况。我终于获得了时间感。手表上的指针和日历全停止了,整个显出的数字告诉我:现在是公元一千九百八十四年七月北京时间二十九日上午七时三十分。”“我”在电子手表上获得的时间感,给塔贝和婛等藏族人在皮绳结上的时间感形成反差,作者借此赢得了文化上的强势。更为重要的是,小说中的主人公“我”在最后对那位藏族女孩说:“你不会死。婛,你已经经历了苦难的历程,我会慢慢地把你塑造成一个新人的。”确实如此,古老的西藏正在被新的文化叙事塑造成了一个“新人”。地理学意义上的西藏,其文化的灵氛正在蜕变和消散。系在皮绳扣上的藏文化之“魂”,在新小说叙事中,实际上正在等着或者已经被“电子化”。

2006.4.


题图为艾轩的油画《遥远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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